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为吸引PE基金落户，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引发了PE一轮又一轮的迁徙潮。PE追逐政策红利无疑无可厚非，但事实上，这些最初非常确定的政策红利却并不是都能那么顺利实现。 海成投资（化名）是一家注册在天津港保税区的PE基金，在该基金最初注册时，获得了当地管委会、财政局等部门的承诺，将给予该基金高管个人所得税返还等扶持政策。 去年底，海成投资的退税申请在经历了提交文件、财政局审核、管委会审批长达将近一年的等待后，该基金等到了天津港保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的通知称，有关退税申请未能获得管委会的批准，直至本报记者介入才完成口头答应。 而在此前，一些PE基金已经因年检等原因遭遇到了政策的变动，以至于影响到了基金的正常运作。这些无疑值得因各地优惠政策此起彼伏而投身到迁徙浪潮中的PE们深思。 退税“白条” 海成投资系由一个人LP承诺出资十余亿元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2010年底，在基金寻找注册地点的过程中，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主管招商的陈绍旺副主任及物流局戴局长向海成投资介绍了天津港保税区为吸引基金在该地落地而在税收、房租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并承诺将就具体优惠出具政府批文。 记者看到了2011年5月的一份由天津港保税区物流发展局文件向保税区管委会“关于拟给予海成投资系列项目优惠政策的请示”的文件显示，物流发展局建议称：“考虑到该项目的投资方实力较强，经营管理团队人员经验丰富，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不占用我区资源，经与项目负责人谈判，建议给予其适当扶持。” 其中的优惠政策包括：“对于基金管理公司，自企业注册之日起，对企业3名高管个人贡献形成的、区可支配财力部分，前五年给予60%扶持；自企业注册之日起，按照企业利润总额形成的区可支配财力部门，前五年给予70%的扶持；自企业注册之日起，按照企业营业收入形成的区可支配财力部分，前两年给予100%扶持，第三年至第五年给予50%扶持。”而对该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则同样有一系列税收方面的优惠。 这份文件显示，这样的优惠政策得到了管委会的批准。在该份文件前页，记者看到了有关领导签字的字样。 据海成投资相关人士介绍，该基金当初曾考察了多个地方，由于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其曾一度计划将公司注册在北京，但考虑到天津市对PE的鼓励扶持政策较为优厚，再加上其负责人曾在天津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定感情，因而还是将注册地点定在了天津。 当年6月，海成投资相关机构完成了在天津港保税区的注册，1亿元注册资金如期到位，投资工作顺利开展。 但即便是已有白纸黑字的政府文件，但海成投资此后的遭遇却出乎其预料。 2011年6月至12月的半年时间中，基金享受税收返还的3名高管缴纳个人所得税累计达50余万元。 而2012年5月，在基金汇算清缴结束后，依财政局发来的文件清单，海成投资开始申请2011年度的“企业发展金补贴”，共向保税区财政局提交了申请书、年度完税证明、纳税计算表格、企业高管任职证明、企业证照复印件、扶持依据等一系列文件。保税区财政局此后在10月份电话通知海成投资工作人员，根据相关申请文件及批文，该3人应得税收返还8.2万元。由于前期工作一直推进较为顺利，到此时，退税只差最后一步，海成投资负责人未曾预料过还会有其他变数，但结果却真的发生了。 两个月后，财政局人士电话通知海成投资，该公司的有关退税申请遭到了管委会的拒绝，无明确理由亦无文字版的文件。 “财政局工作人员通知称，这个结果不会给企业书面通知，只有管委会内部给财政局的答复，我说能不能让我复印一份，他也说不能对外复印。”负责海成投资办理该项业务的刘女士称。 于是，海成投资在等待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只是换来了一个无法获得退税的电话。 政策红利落空 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天津市保税区管委会办公室相关人士第一时间并没有能够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未能了解到这一政策为何卡在了最后一环。后又称这仅是个案，并称没有表示：不兑现当初承诺，而是沟通中有些没讲清楚。 但据海成投资工作人员称，财政局工作人员在和其沟通时曾暗示过，系由于退税金额过低所致，而有相同遭遇的还有十多家基金公司。 财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对此表示：“无可奉告。这是企业之间的事，和媒体无关。” “我们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法，并不是因为这次退税的钱不多就不退，我们后续运作中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遭遇？政策朝令夕改影响的是政策的权威性和天津政府的信誉。”海成投资负责人表示。 在海成投资明确表示对处理意见不满并拟寻求向上级及媒体反映情况后，保税区管委会及此后态度出现了一定的缓和。“他们不再坚持说不退了，而是改口说要"缓退"。”海成投资工作人员称。 比起此次退税白条的遭遇，让海成投资更加担忧的是，基金后续在该地的正常运作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先前承诺的其他优惠政策是否亦有可能不了了之。海成投资的意见是，若预期中的优惠政策不能进一步落实，则该公司倾向于尽快迁离天津港保税区，尤其是海成投资已经通过该基金平台进行了数个项目的投资，涉及到尽快上报上会材料的问题，若海成投资变更注册地址，则有可能会对该项目的上市进展带来影响。 事实上，海成投资并非是唯一一个在追逐政策利好过程中遭遇白条的基金。此前，同样在天津注册的另一家PE基金也向记者称，在2012年的年检过程中，遭遇到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政策变数。 该PE年检事宜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基金本来从2012年3月初就开始积极递交申请资料，但基金注册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却一直让他们等到通知后再来注册。终于在6月底时，等来了年检的相关通知。“可以开始年检后，又提出了许多此前都没有要求的规定，比如之前当地政府提供给我们免费注册的地址无法继续使用，还需要我们基金必须托管在四大银行或者商业银行的天津分行等等。” 这样的政策变动使得一大批基金在2012年的年检中出现了“卡壳”现象，就连一些大牌的投资机构也同样束手无策。 此前，赛富基金阎焱再次公开炮轰天津PE政策的“出尔反尔”：“2010年是鼓励我们去的，但去年开始，拖了一年半时间不给我们发新的营业执照。基金的投资期有三年，一年半不能投资还怎么玩？” 阎焱所说的没过年检的基金名为“天津赛富汉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0年6月注册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2012年5月曾到天津市发改委备案。其成立时注册的资本规模为3.37亿元，但后来其托管的记录显示其实际到账金额只有1.012亿元。因此，他们也成为被殃及的“池鱼”。 事实上，作为最早提出拟发展成为PE中心的城市，天津近两年来对PE基金爱恨交织。由于率先对PE基金提出了扶持的意见，天津市曾出台了一些对PE基金的优惠政策，而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大量打着PE基金名头的非法融资公司将注册地选在了天津，此后天津开始大力整顿PE基金，也被认为有些“矫枉过正”。 而另一方面，这也对一直追逐政策红利的PE机构们提了个醒。在PE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原因带动下，各个地方涌现出了对PE基金扶持鼓励政策，支持鼓励政策纷繁复杂，各不相同，比如近期深圳前海、浙江嘉兴等地也因为政策等原因吸引了一大批PE的目光。正是这样的背景下，PE们曾经上演过一轮又一轮的迁徙热潮，追逐政策红利成为它们的短期关注点，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是否具有变数、长期性也值得PE们格外谨慎。 值得注意地是，截稿前的1月11日下午，本报记者接到了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办公室相关人士的电话，强调称“这仅是沟通误差而已。”而海成投资也在本报记者上午采访后得到正式通知其已经可以办理退税事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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